凯里“刀郎”姚瑶：我那遥远而浪漫的写作

                                       ○姚瑶（侗族）

                游戏是儿童的艺术，而艺术则是成人的游戏。
                                   

                                      ——康拉德·朗格（德国）

    我在1992年开始发表作品，到现在已经是好几年时间了。

    在纯洁的校园我先是广泛的阅读，后来凭兴趣写诗，那是一个很容易患抒情病的年龄，诗歌就像大麻一样刺激着青春期刚刚成熟的年轻人，直到1997年，《青年文学家》发表我的第一个小说，我的兴趣发生改变。

    起初在校园写的诗很多，但都没成气候，都抛弃了，我那时的作品保留下来的有《竹花》、《秦时明月》等。其中《竹花》发表在《花溪》杂志，《秦时明月》发表在文学期刊享有“四大名旦”盛名的《山花》杂志上，《竹花》是《花溪》编辑叶笛先生在“大学生诗苑”栏目发表，在当时校园产生广泛影响，后来此诗作获黔东南州政府文艺奖。

    在对诗的处理上我追求浪漫主义，直到我的第一个小说发表，我对诗的看法和处理显得迟钝了，我再也没法提起笔写下“谁在竹林里溅起墨浪/谁就是我血液的爹娘”浪漫的诗句了。

    我想这是一个过度阶段，从感性逐渐向理性过度的阶段，我的内心时刻生活在温斯顿·丘吉尔所说的“暴风雨和悲剧的时代”，我的现实是毕业面临分配，要求我静下心来处理桌上杂乱无章的文字。

    这种感觉在那时乃至此后相当一段时间里我对诗或是写作的理解很不和谐。

    在我毕业以后，我不得不对纯粹现实的题材和处理它的方法上进一步努力，使之达到和谐。我想从现实逃避，用想象的方式把过去和未来联缀起来，形成更广阔的视域，进入美伦美幻的乌托邦境界。

    我在这一阶段完成了散文《回忆村庄的细节》和小说《山园》的创作，在《回忆村庄的细节》里，我在现实和梦幻中赘述我的童年和童年生活的场景。

    浪漫主义在文字中具体表现上，我强调主观与主体性，侧重表现理想世界，把情感和想象提到创作的首位，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超越现实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塑造理想中的形象。

    屈原、李白的诗歌和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歌德和席勒、雨果、乔治·桑、拜伦和雪莱等人的作品给予我极大的触动。我的部分作品试图接近浪漫主义。

    关于这些种种，使我有机会接触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文学发展的历史。

    什么是文艺复兴？原意是指“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再生”。

    但是，当时西欧各国新兴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运动包括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其中主要的是：“人文主义”的兴起；对经院哲学和僧侣主义的否定；艺术风格的更新；方言文学的产生；空想社会主义的出现；近代自然科学的开始发展；印刷术的应用和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等。简单来说就是使人变聪明了。

    在诸多的文学流派和风格中我更痴迷于浪漫主义。

    我的一位朋友对浪漫主义的界定是这样的：首先浪漫主义是以精神叛逆与现实抗衡的一个范例；其次是浪漫主义给柔弱无助的个人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不受侵犯的避难处所；第三是我们的生活里真诚的浪漫主义越来越少，给自己提供一个慰籍的可能；第四是内在的状态与浪漫主义高傲的绝望极其相近。

    提及这个概念，比专业人士，我要肤浅得多，因为我不是专业作家，我不依靠稿费来维持生计，所以我并未给自己提出苛刻而高难的任务。

    我的业余写作，事实上是给自己一个台阶：在别人有事可做时，我也不至于穷极无聊；在别人有所信仰时，我也不是空空荡荡。

    然而写作，把我推向一个不愿承认的事实，我变得沉默，正如安德列·纪德（法国）说：“许多年来，我好似在沙漠中自言自语，后来我也只是对少数人说话”，这消极的态度使我的文字也趋于沉默。

    生活在这样一个无情又无序的时代，写作变得像行走在路上一样艰难，可我有理由像以往一样感伤，也有理由像现在一样乐观，更有充分的理由沉默。

    但可以肯定，在未来的岁月里，我将更多的思索：在我那遥远而浪漫的写作中，我已经写了什么？还会写什么？我将如何继续下去？

    “你永远也无法理解，为了让自己对生活发生兴趣，我们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写作，同样缘于兴趣，同样需要我付出太多的艰辛，向自己所谓的浪漫生活或是写作而努力，安德列·纪德在《人间粮食》里给予了我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