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前，谁游历过西欧?
1842年5月1日，鸦片战争发生已近两年，由于派往东南“剿夷”的“扬威将军”奕经奏报抓到了英国军官干布尔，道光下令给奕经说，“白夷干布尔既属头目，必知该国一切情形”，因此可以“细询该国底里”，并提出了英国经水路到中国“所经过者几国”及“该女主(维多利亚女王)年甫二十二岁，何以推为一国之主”等具体问题。
半个月后，因台湾总兵达洪阿奏报“生擒白夷十八人”等，道光又令达洪阿讯问英俘，“该逆夷中必有洞悉夷情之人，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英国与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等。
在今天看来，这些问题显得弱智，战争已经进行了将近两年，居然还不了解作为敌手的英国的基本情况，甚至连其地理位置等基本信息都不了解。史料及史著一直给我们一个印象：当鸦片战争发生时，道光君臣对敌手英国几乎一无所知。到了战争急迫之时，才想到战俘是了解英国“底里”、“洞悉夷情”的，想从他们口中获得一点信息。
自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498年达·伽马抵达印度，1522年麦哲伦船队完成环球航行，世界已被卷入一体化浪潮之中。1514年前后葡萄牙人已经来华，1557年起他们获准在澳门定居。随后有诸多传教士来华，著名者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而清朝自1683年开始设立海关，西方商人纷至沓来，欧洲国家外交使团来华也有多回。他们带来了西方的信息，中国人并不是没有机会了解西方世界。
鸦片战争中，镇江被围，一位英军围城时在镇江城里度过数日的读书人后来写道：“恨不涉重洋，至英吉黎一探问之。”要了解敌人，亲到其国一探究竟自然是好办法。实际上，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涉重洋”前往欧洲乃至英国的并不乏人。
就目前所知，最早去欧洲的中国人，是清初顺治年间的澳门人郑玛诺，他在罗马、葡萄牙等地的著名大学读书，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欧洲留学生。他于1668年回到澳门，1673年病逝于北京。
之后，南京人沈宗福大约在1680年出发前往欧洲，1684年，他在凡尔赛宫觐见法王路易十四。1687年，他到了英国，在著名的牛津大学波德廉图书馆帮忙为其所藏中文图书编目，并被引介给英王詹姆士二世。他是第一位有记录的游历英国的华人。1694年，他回到澳门。
福建莆田人黄嘉略定居国外，1713年与法国女子结婚，1716年病逝于巴黎，因编撰法文《汉语语法》和《汉语字典》，被认为是“法国汉学奠基人”。
山西人樊守义于1707年由澳门出发前往欧洲，次年抵达葡萄牙，觐见葡萄牙国王，又到意大利谒见教皇，1720年夏回到广州，因康熙皇帝召见，他前往京城，王公大臣们经常向他询问国外的事，他写了《身见录》记述游欧见闻，因此被看作是写下第一份游欧纪录的中国人。
意大利来华传教士马国贤创办了那不勒斯中国学院，从1732年开办至1868年停办，共培养中国留学生106人，1792年马戛尔尼率领的英国使团来华前，曾从中挑选了两位留学生随团来华。
据台湾学者陈国栋考证，康乾年间到过欧洲的中国人，事迹可考者还有曾与英王威廉三世交谈的“祖国的威廉”、唐人医生周美爹、泥塑家“厦门真官”、林利官、男孩汪伊通、做泥人的陈佶官、陈亚彩、广州官员之子蔡阿福、广东嘉应人谢清高、香山人林亚九、广州油画家关作霖等。还有一个胡若望，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曾为之作传。
此外，还有一些中国人作为水手也到过欧洲。应该说，鸦片战争之前的二三百年之中，中国人是有机会亲历欧洲了解西方世界的，只是因为他们的事迹少为人知，以致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范文澜在其撰写的《中国近代史》上编中还把林则徐看作是“满清时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尽管有许多西方人来华，也有不少中国人到过西方，但至鸦片战争时，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还是极其有限。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阻碍了中国人“开眼看世界”?
政策限制出国阻碍了人员来往，出国者往往是违法出国，回国后不敢公开在西方的见闻，限制了知识传播。满清帝王四夷宾服的虚骄心态，社会上层沉迷于自造的康乾盛世幻象之中，知识层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徒知侈张中华，未覩瀛环之大”的自大和闭塞等，都是未能“开眼看世界”的重要原因。（洪振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