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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夫人卓琳在京逝世 一生充满曲折

 

1939年8月,邓小平、卓琳在延安结婚,成为革命伴侣。
 

    中新网7月30日电 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因病医治无效,昨天(7月29日)中午12时3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官方媒体所发新闻稿评价说,卓琳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从昨天下午开始,北京景山后街米粮库胡同的邓家已在操办后事。门前的警卫称,里面在设灵堂,今天将接受国家领导人与至亲好友的吊唁,但暂不会开放公众去家中的灵堂。悉知卓琳老人去世,米粮库胡同的街坊们都自发到大院门前驻足哀悼。据了解,今天云南宣威当地政府及群众也将分别采用不同方式来悼念这位家乡名人。

  卓琳1916年4月6日出生于云南省宣威县,1937年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9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秘书处新闻材料室组长,1950年3月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人民小学校长,1952年任中共中央秘书处机要秘书。“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受到错误批判和斗争,她也受到牵连,1969年10月随邓小平到江西,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1973年任国务院办公厅机要秘书。1978年1月任中央军委办公厅顾问。卓琳是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

  从“名绅千金”到共产党人

  卓琳比邓小平小12岁,两人都属龙。卓琳的经历,虽不像邓小平那样波澜壮阔,但也同样充满曲折。

  她出生在一个富甲乡里的工商名绅家庭里,在七个孩子中排行老小,原名浦琼英。卓琳的父亲是云南有名的“火腿大王”,曾是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北伐军少将。1931年,卓琳被挑选为云南省体育代表团少年选手成员参加在北平举办的全国运动会。当从云南出发刚刚到达香港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国难当头,运动会自然开不成了,云南队只好撤返。想不到才走到香港就要返回,卓琳心有不甘,征求家人同意后,她经上海辗转北平,在一个补习班学习数月。次年,考入北平女子一中。

  1935年,“一二 一六”运动中,19岁的卓琳同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加入抗议洪流,用不可遏制的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南京国民党的卖国行径。

  第二年,卓琳怀抱实业报国、科学报国的理想,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在北大,她积极参加了学校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不久,“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乔装成百姓模样的卓琳,终于躲过日本军队的搜查逃出北平。转船倒车,折腾数番才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并考上了延安陕北公学。次年年初,她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矢志不渝的革命者,并因工作需要而改现名。

  延安相识相爱 小平两次求婚

  1939年秋,邓小平与卓琳相识在延安。卓琳说:“他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对我有意了,我不知道。他就找跟我一块儿到延安的女朋友,让她来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不同意。那个女朋友和我谈了两次,我不愿意。我说我年纪还轻,不想那么早结婚。”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129师政委,卓琳是一个年轻女性。对这位从前方来的长征干部,卓琳自然缺乏了解。

  据卓琳讲,当时她怕跟一个工农干部成家,“我不是看不起他们,而是怕他们没有知识,跟他们说不到一块儿”,因此她不敢同这些人谈情说爱。后来,邓小平两次主动找上门来,卓琳听了他的有关情况和理想后,觉得他还不错,是个知识分子。“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那个时候自己已经23岁了,我说算了吧,凑合吧。”

  不多久,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战友们以淳朴的方式为邓小平夫妇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几天后,卓琳便随丈夫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婚后,快言快语的卓琳慢慢适应了沉默寡言的邓小平,也渐渐理解了丈夫,默默地支持着丈夫。

  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场到解放战争,邓小平率领部队每解放一个地方,卓琳随后就带着孩子们也赶到那里。那段日子不堪回首,在战争年代卓琳拖儿带女所经历的苦难难以表述。“日子是很苦的,男孩子尿尿,汽车走着,就那么把着。女孩子要尿尿怎么办呢?教堂里有一种水罐,就拿那个水罐给小孩接尿,接了以后倒在汽车外头。”


    相濡以沫走过文革

  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带着全家一同来到了北京。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邓小平要求自己的妻子: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于是,卓琳谢绝了许多单位、团体请她参与工作的邀请,一门心思为邓小平当秘书,整理日常文件。

  家庭的温暖,无疑有助于邓小平从容应对接踵而至的政治风波。

  196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把邓小平一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人身失去了自由,工资被停发,生活十分困难。在经过无休止的批斗之后,卓琳被惩罚打扫卫生。1969年10月,邓小平以“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身份被下放到江西监管劳动。卓琳顶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毫不犹豫地陪伴邓小平到了江西,夫妻俩共同度过那段艰难的时光。

  那时,邓小平已是将近70岁的老人了,被分配到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干钳工活儿。卓琳的活是折线圈,可以坐着干。卓琳看他劳动一天很累,就要给他搬个椅子坐坐,可他说一旦坐下就站不起来了。

  工资全部停发,改发很少量的生活费,生活尤为拮据。有一次,卓琳从与自己要好的女工那儿学到一些酿酒的要领,并弄到一些酒曲,请人买了些糯米。不久,卓琳就能酿得一手好米酒,邓小平很爱喝。他们还动手做豆瓣酱,这种菜对四川人来说是顶下饭的。

  他们在那里还开垦出了一块菜地。“他挖地,我就拿个小板凳坐在那里拣石头。拣完石头后,弄成一亩地的样子,我们就跟老百姓要些种子,种些茄子、辣椒之类容易种的东西。浇水呢,他去浇,总是照顾我。”卓琳生前回忆说。

  “她始终都认为邓小平是对的,包括在‘文革’时,邓小平被打倒。”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副主任刘金田因工作关系,与邓家多有接触。他眼中的卓琳,对丈夫坚定支持,对亲友和蔼可亲,对孩子们严格要求。“卓琳和邓小平一直到最后去世,都是相互依靠,都是非常好的。”

  邓小平每天与夫人一起往返于从住地到工厂一条长满杂草的田间小道上,风雨无阻,从事着一名普通工人的劳动,体味着一个平民百姓的生活。后来这条小路被称为“小平小道”。邓小平在江西三年的思考,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制定的改革开放等新时期路线方针政策产生了直接影响。

  亲赴香港见证回归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终因帕金森病晚期并发呼吸功能衰竭,抢救无效而逝世。很长一段时间,卓琳沉浸在绵绵的哀思之中。“到香港自己的土地走一走,看一看”与“亲眼看一看中国人民的小康生活”这两个心愿,成了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遗愿。卓琳替他兑现了这心中的梦想。

  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此前接受采访时,曾回忆起1997年7月1日陪母亲参加回归大典的情形:“江泽民主席特意邀请母亲参加庆祝活动,他安排得非常周到,整个活动,都是让母亲和他一起行动。我和姐姐邓楠陪同在侧。”

  “父亲是个生活非常简单、性格非常达观的人,对自己的葬礼、后事,甚至生前身后名,没有任何要求,只有这一个未了的心愿。所以我们全家人心情都很激动,认为参加回归大典是在完成父亲的遗愿。母亲也是非常简单朴素的人,但行前破例做了新衣服,我们姐妹也帮着她‘忙活’。到了香港,母亲更是心情难以平静,夜不成寐。”

  “回归典礼当天,母亲被安排在第一排中方政要席,我在台下注视着母亲。在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刻,她郑重地站立,替父亲完成心愿。第二天,母亲参加香港的庆祝大会。董建华特首专门向与会者介绍,卓琳女士出席回归庆典。江泽民主席把我母亲搀扶起来,母亲深情地向大家招手致意。她是在代表父亲向全体香港人民致意。”

  晚年:为地震捐出平生积蓄

  卓琳对待生与死的问题非常坦然,多次和子女讨论身后事。她说,我的骨灰撒在小河沟里就行了,不要给国家添什么麻烦。她很早就填写了角膜捐献志愿书。

  晚年的卓琳最多是听戏,还喜欢听评书,曾请人帮忙找了很多诸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评书的录音带,没事的时候就听上几段。在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中,她尤其喜爱的是《红楼梦》,其中不少精彩段落还能背下来。

  卓琳老人的最后一次公开报道,是在去年汶川大地震时:中国红十字会证实,5月13日和5月14日,卓琳的家人连续两天匿名捐款后,5月15日,卓琳老人又拿出自己积蓄多年、不足10万元的工资,准备全部捐出。老人还特地向家人筹措了部分资金,凑足10万元的整数,而所借部分将从她日后的工资里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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