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达文
周达文(1902--1937年)，俄语名邱贡诺夫，汉族，镇远县氵舞阳镇人。父周英曾留学日本，担任过中国驻日外交官。达文本名达定，在镇远上小学和中学，1920年春举家迁到北京与父亲同住，用二哥达文的中学毕业文凭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遂更名达文。11月，达文出席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首次会议。中国共产党诞生后，达文由青年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往来于北京、上海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并为党中央翻译了大量马列主义著作和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往来的文件、信件。1925年，达文受党中央委派，任赴苏学生临时支部书记，率150多名青年由上海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达文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担任教务和翻译，曾就中国革命的有关重大问题写信向斯大林求教。1927年4月9日，斯大林给达文回了信(这封信以“给邱贡诺夫的信”为题，选人《斯大林全集》第九卷)。5月13日，斯大林到中山大学发表长达三个小时的讲话，达文担任翻译。7月，达文调入列宁学院，任中国部负责人。1932年，调到伯力地区，担任中文报《工人之路》总编辑。1937年苏联开展大规模“肃反”，王明伙同康生诬告达文等人为“托派”、“间谍”。7月，达文在伯力被捕，12月遇害，当时年仅35岁。1985年，中共贵州省委组织人员对周达文的历史进行查证，完全否定了王明等人诬陷给达文的罪名。1987年4月，中共贵州省委上报中共中央组织部，12月1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复，为周达文平反，恢复荣誉。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作出杰出贡献的周达文蒙冤50年后，终于昭雪。
周达文故居
周达文故居亦称“周公馆”，位于镇远县卫城和平街南侧，原系周达文祖父周炳元于光绪初年修建的住宅，其父周瑛承继祖业，周瑛1905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任国民政府驻日参赞、领事。后为外交官。周达文故居占地1250平方米，是一座四合院，四周为高大的风火墙，内设前后天井，建有前厅后厅和厢房。前厅大门挂有伍修权同志书写的“周达文故居”金字匾。正堂中央安放着周达文大理石塑像，左边为居室，有古式木床、木柜等；右为展览厅，有图文并茂的展板和展柜，较详细地介绍了周达文生平和中共镇远地下支部，还展出了斯大林写给周达文的信、周达文的自传和中共镇远地下支部成员的像片等。周达文故居也是中共镇远地下支部旧址。
“邱贡洛夫”周达文[转载]
20世纪20年代，在苏联西伯利亚的哈巴诺夫斯克（即伯力），有一份宣传革命的中文报纸，名为《工人之路》，他的总编辑是符*邱贡洛夫，他曾为斯大林做中文翻译。可是1937年以后，这个邱贡洛夫突然消失了，再没有人提起他的名字。《斯大林全集》出版后，又有人开始注意到这个邱贡洛夫，因为在第九卷中有一篇《答邱贡洛夫的信》。既然斯大林亲自给他回复信，而且作为珍贵文献收入《全集》，显然是个重要人物。第九卷中还有一篇斯大林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为中国留学生的报告，做翻译的也是邱贡洛夫。邱贡洛夫是谁？除当时和他一起的人外，很少有人知道。他被历史湮没了整整半个世纪，到了1987年才开始揭开邱贡洛夫的谜。邱贡洛夫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优秀党员，名叫周达文，邱贡洛夫是他在苏联使用的扼腕名字。从中共中央组织部为他昭雪平反的文件中，人们才知道这个邱贡洛夫是贵州镇远人。
周家在镇远是个有头有脸的人家，住在卫城和平街南侧的一个答宅子里，人称“周公馆”。这个公馆好生气派，占地250平方米，有前后两个院落，四周的封火墙有9米多高，看去肃穆典雅，深邃幽香。从门楼一望便知是个大户人家，门框用精细琢磨的青石条嵌成，两侧有雕花的枕石，漆黑的两扇门上有扣环铺着。在单檐单坡垂花门楼下有粉底横额，朝街的一面楷书“汝南世第”，表明是中原的望族。背面篆书“循中蹈和”四字，道出循规蹈矩，以和为贵的家风。院落结构严谨，门楼，正厅，后厅布置在一条中轴线上东西有厢房，均衡对称。房屋一楼一底穿斗木结构建筑，正厅厢房，相互连通，形成“走马转角楼”。门窗有镂空花格，堂屋摆设有八仙桌，太师椅，壁上有字画，书卷气很浓。
祖父周炳元在光绪初年就修建了这所公馆，他的父亲在这里成家立业，他的青少年时代也在这里度过。父亲名叫周瑛，考中秀才后不久便废除了科举，有幸到日本留学，做个国民政府驻日本的长崎参赞，领事，以后便在外交部供职。他有四个儿子，长子周达宣，次之周达文，三子周达定，四子周达时。达宣随父到日本，病故东瀛。达文入仕途，做过八寨（今丹寨），威宁县长。周家怎么会有两个周达文呢？原来，这个邱贡洛夫原名周达定，读中学因反对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抵制日货，被学校开除。后来去报考北京俄文专修部，没文凭怎么办？百般无赖，借了二哥周达文的“道立中学毕业证书”，从此便沿用了这个本来不属于他的名字。
由于工作关系，周瑛把家搬到北京，周达文便随之在京求学。他是俄专的高才生，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还能翻译俄文，对苏联的情况自然比别多，于1923年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也就在这年秋天，经范鸿与李守常的介绍，他加入了共产党。李守常是谁?他就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21岁的周达文就是一个出色的社会活动家，被选为第五界学生联合会主席，还在前苏联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过。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前苏共决定在莫斯科创办一所培养东方革命干部的学校，命名为“孙逸仙大学”，即人们通常说的莫斯科大学，周达文就是这个时候去苏联的。
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下，国共双方都派人到苏联学习。第一批有118人，共产党方面有王稼祥，张闻天，伍修权，乌兰夫，左权等，国民党方面有蒋经国，谷正纲等。他们是国共两党的“尖子人物”在历史上有重要的地位，而带队的就是周达文。他即是学生，又是中国部的负责人，监管教务和翻译。第二年初春，中共旅欧支部选派了24名党团员从法国等地赴苏联学习，其中有邓希贤（邓小平）傅钟，李桌然等。学校有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小组，云集了国共两党重要学员，被称为'“理论家小组”，邓小平，周达文，傅钟都在这个小组活动。
当时前苏联共产党内部的斗争是很激烈的，大多数支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少数人支持托洛茨基。中山大学的学生都被卷入了这一政治漩涡，在同学中享有很高威望的周达文，愈秀松，董亦湘等遭到王明等人嫉恨，被强加上“反对中央领导”的罪名，扣上“托派分子的”的帽子，送到西伯利亚。尽管他们忍辱负重，在冰天雪地里勤勤恳恳地办报，但王明，康生一伙并不罢休，他们利用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之机，诬蔑周达文等是“托洛茨基匪徒”是“日本间谍”，组织反党的“江浙同乡会”。斯大林偏信偏言，竟然下令将周达文等3人处死，从此在党的名册中把他们的名字一笔勾销。这是1938年苏联“肃反”运动中发生的一桩令人痛心，悲哀的事，一个满怀革命激情的优秀党员，没有死在敌人的枪口下，却含冤死在“十月革命的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