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违法要不到钱”的农民工凸显了什么怪圈
2月1日，郑州市针对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举行“冬日暖阳———讨薪进行时”大型援助农民工公益活动。然而，当天却上演了多场农民工讨薪事件。2月1日上午，上百农民工堵路讨薪，北环大动脉“肠梗塞”，车辆排起长龙。一位吴先生称：“我知道‘堵车’是违法行为，但不违法不中，不违法要不来钱。”(《河南商报》 2月2日)
当前，维权的路径已经向非正常轨道滑进。一种是暴力维权，另一种是自残性维权，像河南新密的“开胸验肺”事件，拿自己的身体作为维权道具。最后一种就是像郑州这样的诉诸悲情“违法式维权”，向公众表明自己的痛楚，制造舆论压力，给政府施压。
这些维权者，知道自己堵路的行为是违法的，但他们也知道，唯有这种违法才能实现自身的权利。因为，他们并不是首先就开始实施这种违法行为，而是在无数次的维权失败后，才出此下策。一位何女士说，经过多次交涉，拖欠方都不理不睬。1月28日，她曾找过郑州市建委清欠办和办公室，还曾多次找过北林路办事处，但对方都要他们去找建筑公司交涉，然而，航天建筑方的负责人毛姓副总却迟迟不肯现身。总之，“我就像皮球一样，被一脚踢过来，一脚踢过去。”因此，建筑方拖欠工资是事情的起因，但是，政府部门的不作为则是引发堵路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以往的无数次这种堵路的经验表明，相关部门通常是不会特别理会民众的维权要求，他们将维权的公民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因为他们知道，就是不理会、不搭理这些维权的公民，并不会引起什么特别严重的后果，那些无助的公民根本无法撼动他们的地位和官阶。但是，一旦他们集体上街堵路了，这事件的性质就变了，从一个单纯的维权事件变成维稳事件了。而维稳则是各级官员“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关系到各级官员头上的乌纱帽。因此，他们就会特别注重公民维权的问题，因为只要解决了公民的维权问题，堵路就会消失，而维稳的目的就达到了。
这个路径也出现在湖南省浏阳市镇头镇的长沙湘和化工厂污染事件中。从2004年上马镉生产线后，当地就出现周围树木枯死、村民中毒的症状。可是，面对着居民的大量投诉，直到去年7月30日居民大规模围堵镇政府以前，有关部门作出的结论仍然是“废水、废气中各类污染物均做到达标排放”的结论。而一旦发生居民围堵镇政府的事件，各级政府就迅速行动起来，各种措施也开始采取了。所以，作为维权的公民也开始意识到政府官员的这种“维稳比维权更重要”的逻辑，他们在维权无望之时，开始利用各种堵路的违法手段，制定维稳事件，从而倒逼政府部门帮助他们维权。
郑州的堵路事件发生后，北林路办事处书记迅速赶到现场，当地劳动监察部门也开始介入，预计这一事件将很快得到解决。但是，如果政府官员不转变工作思路，不真正把民众的温暖挂在心头，不将每一个维权事件当作维稳事件来看待，那么，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民众将维权事件化作维稳事件，法治只会渐行渐远，社会只会越来越不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