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自杀多，源于监督压力大？
近年来，我国官员自杀事件引人关注。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我国共发生13起官员非正常死亡，仅12月就有6名官员非正常死亡，其中多数属于自杀。有官员感慨，“现在的官越来越不好当了，别看人前风光无限，但背后的苦衷没多少人知道…总担心工作出问题，常常失眠，人还不满四十，白发却生了不少。”
据称，多数官员自杀的重要原因却是心理健康出问题，并非腐败。专家认为，这与官场竞争压力、人际关系与社会监督压力、反腐、家庭生活压力密切相关。（2月27日《羊城晚报》）
官员压力大、公务员亚健康……这类消息及有关人等的自怨自艾，通常被公众嗤之以鼻、解读为矫情。
一来，在目前这个社会转型期，人人有压力、时时有挑战、处处有危机，公务员特别是担任一定职务的官员绝不是承载着最大压力、背负着最大代价的人群。
二来，公务员健康受损、压力承受等方面付出的“成本”，与获得的收益、保障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也足以解释公务员自杀消息频传、国考热度却节节上升的现象，甚至可以说，大家都有压力，考进公务员队伍，减少了“自杀”和“被自杀”的可能。
三来，对机关工作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公务员承受的压力，多数是职能、权力、监督等关系失调的产物。首先，“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事权下移、财权上收，基层公务员苦不堪言；其次，运动式执法、无节制透支行政人员的体能和健康，行政资源运行效率低下；再次，命令式领导、下级无法监督上级、官大一级压死人，缺乏法治和制度化的授权分工、监督体系，责任（过错）往下推、政绩都归上边，公务员群体在“没有责任”和“责任无边”之间徘徊，焉能不被压力压垮？
公共利益本该是法律、政策、执法的目的，民众评价本该是考核公职人员的最重要来源，如上段所述的机关内部职能、权力、监督等关系失调，造就了与公共利益、民众评价偏离的管制路径和服务体系，只唯上、不唯实，伤害最重的是被监管、被服务的企业和民众。与之同时，因为这样的偏离，缺乏效率、违背科学，给参与其中的公务员以压力，也只不过是细枝末节的副产品而已。
报道中提及的有关专家，居然将公众监督、反腐等因素，也视为官员压力乃至逼迫有关人自杀的来源，令人叹为观止。任何国度、任何社会，正常人既不会仇富，也没兴趣仇官。会被公众长时间反感和排斥的，无非是不合理、公正的人和事。无论按照哪一种现代政治学说，还是正常的现实逻辑，公众监督和制度化的反腐约束，对于官员个体、群体的长期利益而言都是有益的。这也就是说，非但不能由于所谓公务员压力大、自杀增多来减少公众监督和反腐惩处，反而要进一步予以深化，让公务员的责权利均衡化、科学化，才可以减少官员压力重重、自寻短见的事情发生。
（郑渝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