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不少人奇怪，怎么代表委员的“雷人”语言越来越多？一些提议听起来就觉得不食人间烟火，让人质疑提出者是否做了调查研究，否则对一些影响深远、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怎么能这样看法草率、思维简单呢？

其实，大多数“雷人”都没生活在火星、月球上，人间冷暖、社会积弊，早已感同身受。能当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人，也不是平庸之辈。

再细看，大多数“雷语”都是冲着老百姓去的，从中你就能找出个所以然来。

俗话说，柿子挑软的捏。在审议和讨论施政得失、预算支出、民生疾苦等重大问题的时候，说什么，怎么说，对说者也是个考验。对有些人来说，政府的权力实，社会大众的力量虚；政府权力近，社会大众远；政府权力与己利害关系大，社会大众无所谓，所以谈论问题时，把看问题的重点和焦点从政府转向芸芸众生，批评相对弱势的群体，就稳当得多。比如，对公众关心和诟病的高房价，批评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问题，可能就要得罪当地领导，相反，高喊政府加税，加收房地产税、物业税、消费税，即使不考虑这样做是否会加重公众负担，会不会让“房奴”变成“税奴”，对自己的害处也是很小的。

所以说，出问题的不是智商，而是立场。

说到立场，更值得关注的是另一个问题。最近，一位全国政协常委谈自己参加讨论的感受时说，一些人“要不就不讲，要讲就挑不痛不痒的说一说”。为什么会这样，难道真是没什么社会民生问题可说，或者没有值得严重关注的问题？显然不是的。身为人大代表，身为代表人民的监督者，屁股坐错了地方，脑袋自然就不会惦记芸芸众生，自然就没什么可讲，讲起来也就不痛不痒。

说起来，这是一件多年前的事情。一位代表想对某一事件提出质询，结果坐卧不宁，辗转反侧。忧心忡忡之中，他问一位记者：“如果提出质询，以后就可能不让我来了。”记者问：“你的代表任期是五年一届，这才第一年，怎么可能不让你来了呢？”这位代表说：“怎么不可能，不听话的人，明年就可能根本接不到开会通知，组织替你请假了。”那个年代，还没有“被××”流行。他担心的“被请假”恰恰是一种履职困境。

社会在进步，上述极端的忧心现在可说几乎没有了。但在代表团里，官员居多。同场议政，共事监督，讨论问题时，一些人还有顾虑，即千万不能让本团领导不高兴，领导要生气，后果很严重。所以，就挑些不痛不痒的话说，也算履行了自己的监督职责。更甚者的表现则是，谈问题轻描淡写，讲成绩大讲特讲，以至于在2009年两会上，钟南山代表十分纳闷儿，怎么有人一共就10分钟发言，其中8分钟都在歌功颂德呢？

坐在人大会议会场里，意味着代表人民。敢说话、说真话，是人民对其代表的起码要求。希望代表委员讨论审议时，少发不痛不痒的议论。

作者刘畅为本报记者、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