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连跳"的最大悲剧在于我们对富士康一无所知
21日凌晨4时许，富士康一名21岁的男员工从宿舍跳楼，伤重不治身亡。这是2010年以来富士康发生的第十起跳楼事件。（5月21日新华网）
那些中了蛊般的预言一语成谶，这是陨落在富士康的第十条鲜活的生命。如果将“十连跳”事件拆解为10个独立的片段，或许是一桩桩毫无瓜葛的个案。不过，既然发生在同一家叫做富士康的企业，主角又是那些并不算强势的年轻产业工人，而且都以同一种“自杀”方式收场——面对这个多幕悲剧，公众自然很想探寻幕后的“导演”。有人说这是中国制造业的一面镜子，有人说这是疏离社会的个体命运，有人说这是大企业员工心理素质出了问题，有人说这是绝望的企业管理积弊……但没有一个人能证明，富士康违法了、或者违规了，或者在“十连跳”事件上负有无可推脱的责任。
没有人在人命关天的跳楼事件上等着看富士康的笑话，当事者更是多有委屈，心生不甘。比如不久前，谈及频繁发生的跳楼事件，富士康相关人士就表示，“九名员工坠楼事件仅属个案，有很多综合因素，是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再往前，就在“七连跳”之后，富士康还顶着舆论压力，请来五台山高僧作法祈福。此间传递的信号有二：一是当事企业也深深困扰于跳楼阴影；二是企业并不认为跳楼是因为劳资关系出了问题，不然，又怎会“不问员工问高僧”？
可见，就在我们忙着给“N连跳”开药方的时候，其实富士康自己从没有意识到已然生病。据说，本月19日，深圳市副市长、公安局长李铭来到深圳富士康科技集团，就富士康近期连续发生员工跳楼事件进行调查，并与该集团高层商讨防范措施。“十连跳”就发生在调查组入驻之后，可谓一记响亮的耳光——但这耳光不是打在调查组的脸上，因为它们刚刚到达；也不是打在富士康的脸上，因为它仍懵懂惶惑——那就只有打在社会的脸上，谁让我们对跳楼事件怎么看也看不清爽。
我们从来没有想着要把富士康钉上耻辱柱，相较于内地不少企业而言，富士康的薪资与环境绝算不上洪水猛兽。专家们淡定地给出了几个数字：富士康在内地员工60万人，深圳就有30万人，已经相当于一座普通城市那么大，富士康最近非正常死亡者10人，比照“中国人十万分之二十三的自杀率”，实在不值一提。甚至有人认为“把大型国企员工自杀事件整合比对一下，未必比富士康少”。
遵循这样的逻辑，“十连跳”就是无可深究的小概率事件。但事件在定量分析之外，还不可悖逆常情常理，笔者翻阅了一下既往“九连跳”事件中部分员工的年龄：梁某，21岁；祝晨明，24岁；卢新，24岁；宁姓女工，18岁；饶淑琴，18岁；马向前，19岁……花一样的年龄，最不至于轻生的年龄，对生活最有激情的年龄，却在短短不到半年的光景里，从富士康楼顶一跃而下，这还不值得反思与追问？
“十连跳”的悲剧，不在于这些孩子的生或者死，而在于悲剧之后的隐忍与无可言说。直到今天我们才发现：对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代工工厂，其实我们一无所知。判断都是臆想，结论都是隔空推理，甚至可怜的蛛丝马迹都得靠记者卧底。可是，如果让富士康自己调查自己，或者有巨大利益关联的地方政府出面调查，能说得清事件的来龙去脉吗？没有开放的调查，“十连跳”注定无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