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拆官员被判刑 充其量是“搂草打兔子
安徽阜阳阳颍州区，一个土地开发项目中，开发商与业主无法达成补偿协议，双方僵持了十多年。这场拉锯战，因政府公权力的介入而失衡。业主的房屋被违法强拆，一名业主服毒自杀。事后，授权强拆的副区长曹颍章被问责，同时被查出收受了贿赂，今年4月被判刑11年。（2010年6月1日《新京报》）
笔者注意到，就在曹颍章被判刑后，媒体评论“终于看到‘强拆官员’被判刑”。在暴力拆迁事件中，鲜有官员被问罪，此起事件被认为是“开先河”之举。亦有评论指出，希望此举能被广泛“效仿”，终止暴力拆迁的再发生。果真如此吗？非也，我对此并不感到乐观。
可以说，曹颍章身陷囵圄，再次验证了官场上的一条铁律：一名官员不是因为倒了霉才出事，而是因为出了事才倒霉。有时，他们犯罪不行。也有时，他们不犯罪不行，掌控不了自己的命运。一些贪官栽倒了，往往是因为“纸包不住火”了，实在是捂不住了，或者是由于“拔起萝卜带出泥”，曹颍章恐怕就属于此类。没有强拆致人死亡事件，恐怕不会牵扯出收受贿赂案；没有收受贿赂案，即使强拆致人死亡，他也不会获刑。还是收受贿赂案，断送了曹颍章的政治前程。
从刑罚上看，法院判定曹颍章因受贿罪判刑10年，滥用职权罪判刑2年，二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11年。显然，曹颍章领得11年刑罚，受贿罪处罚占据主要部分，是主要原因。若不是强拆前收受阜阳天马房地产公司经理李朝阳5万元好处费，并由此牵出收受另一地产商的5万元贿赂，他此番强拆致人死亡，恐怕最多也就是落个让群众心理能平衡一下的党纪政纪处分，或者顶多是个“带薪休假”一二年，躲过风声后便和众多“引咎辞职”官员一样，易地继续做官。因为全国因强拆致人死亡事件不少，而曹颍章是遭受刑罚的第一人。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愿意站排头、争第一的。
从司法实践看，在官员中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并不鲜见，但因滥用职权而获刑的官员则是较鲜见的。其实，真正保护官员滥用职权免遭刑罚的，就是官员政绩共同体。在颍州区领导的职责分工框架中，曹颍章分管城建、市容工作，直接对区长负责，区长对党委和政府负责。这种官员职责分工制度，促成了一个完整的官员政绩共同体。于是，为了领导集体的形象，为了班子的荣誉，也为了各自的利益，大家自然会紧密地捆绑在一起，进而形成共同利益联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毕竟，班子里有人蹲大狱，不光是一件耻辱的事，更会影响主要领导的政绩。
在政绩共同体之下，最大的特点就是官官相护，弄虚作假。假如曹颍章仅仅是因为滥用职权罪获刑，不仅他自己会觉得有些“冤枉”，而且领导也会感到“与心不忍”，下不了手。更何况，强拆也是保证阜阳市双清路扩建工程迅速展开，为的是工程进度，区里完全可以凭借“集体领导”揽走主要责任，甚至会把曹颍章的错误摘得一干二净，保证他有惊无险，躲过风浪，以维护班子的形象。
还有，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大家都在一个锅里搅马勺，政府的工作，班子的事情，个人的丑闻，可谓一提耳朵腮帮子都多嗦，谁不知道谁呀。诚如文强在法庭上的陈述中所说：“既然不让我活下去，我就豁出去把一切都说白了：我贪的远不止那些钱。其余的都到哪里去了？我是拿过人家的好处费，但我替那些人办的事情有些是我自己办的，有些还要托别人办。托别人办事情没有钱行吗？那些拿过我的钱的人和送过钱给我的人，如今都在带领老百姓参观我贪污的那些证据。”真是应验了“家家都做酒，不露是好手”。这也使得“给人一条出路，也给自己留后路”，成为一些官员的处世哲学。
那么，曹颍章案件为何能够突破“常规”，失去“保护”，更没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被按下去呢？恐怕关键还是强拆致人死亡事件牵出了收受贿赂案，使他滥用职权成为一种赤裸裸的权钱交易腐败行为，没法按住了。其实，曹颍章成为“强拆官员”被判刑，充其量也就属于“搂草打兔子”。当然，收受贿赂案也为相关领导“舍出”曹颍章祭出了冠冕堂皇的理由。
（徐云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