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没有比工资更重要的问题了
不久前，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指出，“不断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总书记的话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广大劳动群众更是热切期盼。
无庸置疑，我国普通劳动者劳动报酬偏低，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国普通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是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二是政府收入比重持续增加，1999年全国财政收入刚突破1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仅为13%，但到10年后的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己接近7万亿元，增长了6倍，占GDP的比重也已超过20%。在GDP这个“大蛋糕”确定不变的情况下，资本、政府拿走得太多，势必意味着劳动者所能拿到、分享的将更少、更微薄。普通劳动者参与分配的地位正在日趋边缘化，变得愈来愈无足轻重、不值钱。全国总工会近期一项调查显示，23.4%的职工5年未增加工资；75.2%的职工认为当前社会收入不公平，61%的职工认为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是最大的不公平。日前被调查职工月均工资2152元，其中低于此标准的占67.2%；低于标准50%、每月只拿1000元左右的占17.3%；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每月只拿几百元的占4.8%。低收入的主要集中在一线和农民工群体。目前，我国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在3.3倍左右，行业间差距最高达到15倍之多，10%的最高收入户与10%最低收入户人均差距20多倍，少数金融国企高管的年薪水平是社会平均工资的100多倍。据统计，2005年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一个平均工资概念，给广大普通劳动者吃了个“画饼”。
亚当•斯密《国富论》中说：“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一个劳动者的工资，要用来养家糊口，广大普通劳动者拿着低微的工资，我们千万不要低估了民生之艰辛。且不说劳动群众的体面劳动应首先体面在工资上，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工资水平直接关系到普通劳动者的生存状况，关乎到他们的生活尊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税收和财政双增长，却未曾有效发挥“二次分配”的平衡作用，社会公共性支出偏重建设投入，忽略劳动群众生活减负。今天城市越来越漂亮，老百姓的日子未必越来越体面。面对物价飞涨，老百姓的荷包难免底气不足；上学难、买房难、看病难的“新三座大山”压得老百姓难以喘气，广大普通劳动者的生活水平下降了。现在，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悬殊的国家之一，我国基尼系数自1984年突破国际警戒线达到0.434后，收入分配差距仍有扩大之势。这是一个多么危险的信号，我们为此已经并将继续发生一系列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谐。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努力使全体公民“劳有所得”、“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任务。国家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搞好二次分配，将更多的国家税收转移支付给普通劳动者。但假如我们对工资增长不做出制度性安排，不建立起全体劳动者收入随GDP增加、物价上涨等而增长的正常机制，包括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实现同工同酬制度等，不从制度性解决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我们依然是只说不做，或者是说的多做的少，实现普通劳动者增加收入，则极有可能仍然是无法企及的“美好理想”而己。日本在上个世纪60年代曾制定国民收入10年倍增计划，由政府采取强制措施，制定政策提高农民和劳动者的收入。此举成为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空前举措，其理由是生产出来的商品，只有被消费，才能实现其商品的职能，才能不滞销，才能继续生产而实现经济增长。上世纪初，美国汽车大王福特对工资问题有一段经典的论述：“再没有比工资更重要的问题了，因为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是靠工资生活的，他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决定着这个国家的繁荣。”当时，美国福特公司以每天5美元的日薪招聘工人，成为当时轰动美国的大事，因为那时美国工人的平均日薪也就2美元。不少人认为福特会因过高工资的拖累而倒闭破产，而福特却蒸蒸日上。福特“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经济目光，高工资成了他事业腾飞的“助力火箭”，让他成为享誉全球的汽车大王。原因很筒单，高工资极大调动了工人的积极性，使他们安心工作，由此多创造的效益比福特付给他们的高工资多得多。日本的空前举措，尚是上世纪60年代的行动；汽车大王福特的理念和做法，尚是100年前的举动。这些值得我们思考借鉴。
（邵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