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因父亲去世状告自己医院 称理解“医闹”
责任之争
院方认可“有错”鉴定
原告拒绝调解请求宣判
悬念：一级护理为何没有护理记录，院方未作正面回应
医疗鉴定：
不属于医疗事故
邵洁最初的举动，还是“局限”在卫生系统内，在与院方协调后，双方向常州市医学会申请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2011年4月7日，常州市医学会作出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报告，认定常州二院对于邵元度的诊治行为符合相关规范，并无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行为。但是，医方在患者3月3日0时后病情出现变化时，未及时与患者家属进行沟通告知，在改为一级护理后，对于患者的生命体征检测、记录不到位，也未进一步进行辅助检查。最终的结论是，这一病例不属于医疗事故。
拿到这份鉴定报告后，邵洁彻底铁了心：已经没路可走了——“他们在逼着我走最后的一条路，去打官司。”正是从这一刻开始，邵洁决定不再照顾“面子”，“我起码得给父亲一个交待。”
司法鉴定：
常州二院有过错
常州天宁区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在征求双方意见后，向上海市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申请再次鉴定。
2011年11月2日，鉴定报告正式出炉。鉴定专家认为，常州二院在这一病例中，存在多处过错。一、死亡前一天下午病情已经发生变化，院方此后尽管已经作出了护理级别的调整，但却没有对病情变化原因的分析，甚至都没有测量血压，对病情严重性和复杂性认识明显不足；二、因为未进一步检查明确病因，加之两次使用消旋山莨菪碱、一次使用杜冷丁，可能掩盖症状，对病情诊断带来不利影响；三、一级护理是适用于危重患者，未见任何护理观察记录，违反了医疗护理规范。综合多种资料，鉴定专家认为，在邵元度死因无法确定的情况下，常州二院仍然存在医疗过错，其治疗过错与邵元度的死亡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医疗过错为死亡的次要因素，参与度拟为30%~40%。
院方应诉：
认可司法鉴定结果
“错了，你就得承认。有多少错就是多少错，但你不能说没有任何错。”看到这份鉴定报告后，邵洁稍稍宽了下心。
在昨天的庭审现场，前来应诉的常州二院医务处的工作人员和法律顾问，也对上海司法鉴定部门出具的鉴定报告予以认可。院方表示，他们认可邵元度在医院的整个诊疗过程，认可这份鉴定报告，只是对于索赔数额存在一定的异议。
邵洁作为原告之一，她和家人一并提起诉讼，状告常州二院，要求院方赔偿死亡赔偿金164416元、丧葬费17945元、交通费5431元、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0元，共计25万余元，并要求院方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因庭审现场原告方出示的交通费发票并非原件，按照法律规定，复印件可以不予认可。但没想到，当法官征询院方意见时，院方竟一口表示，“全部认可。不管是真实性，还是数额，我们都认可。”院方表示，他们对于前三项，即死亡赔偿金164416元、丧葬费17945元、交通费5431元全部认可，只是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存在异议。
作为原告方的代理律师，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龚拥军律师当庭向院方提出，在邵元度被转为一级护理后，却没有一条护理记录，希望院方对此予以解释。院方未正面回应，他们表示，上海司法鉴定部门出具的报告中已经明确记载，无须重复解释。
在庭审快要结束时，法官按照程序征询双方意见，是否接受调解。对此，邵洁一口回绝，“绝不调解，请求法院直接宣判。”
对话
期待公正判决
医院必须认错
当事医生还说，现在突然特别理解“医闹”
作为一名在医院工作了27年的医生，为何挺身出面，状告自己工作的医院？
在采访此事时，原以为邵洁会“避嫌”，不会出庭与院方对峙，但事实上，邵洁一点都不避讳。
她告诉记者，“曾经我很纠结，但走到这一步，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回避的了。我只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这一行为，让部分医生能够警醒，能够说实话，能够对病人更负责任。”
记者：这么多年，按说应该对医院感情很深啊。
邵洁：对，感情非常深，我是伴随着这所医院一起成长的。所以，事发后，我非常纠结，我在第一个24小时内，没说一句话，当时觉得我所在的医院，应该会给我家人一个合情合理的处理结果。
记者：你所希望的合情合理的结果是什么？
邵洁：当时就觉得，医院会查清事实，对有责任的医护人员予以处理，哪怕是批评教育。然后，对我们家属进行安慰，让我爸爸走得更有尊严一点。
记者：但后来院方这么做了吗？
邵洁：没有，我很失望。同时，我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记者：什么样的压力？
邵洁：我跟我爸爸的感情很深，他对我很信任。在他走前的这十年，他几乎没有去过医院看病，都是我在家里帮他看病、打针。这次是因为病情比较重，需要手术，他才说要到我们医院来看病。他来二院，看中的就是他的女儿在医院工作，会放心一点。但结果呢？在我的医院里出了这样的事情，我的弟弟和妹妹怎么看待我？
记者：非常纠结？
邵洁：这边是我的同事，我的领导，我跟他们都很熟，关系也很好。但是，另外一边，则是我的父亲，我的弟弟妹妹，还有我年迈的母亲，那更是我的亲人。夹在中间的我，当时真的希望院里能出面，哪怕是说句道歉的话，让我们心里能安心点，可是，没有。
记者：对于医院的这种做法，你什么感觉？
邵洁：我突然特别理解那些“医闹”，之前很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要闹。如今到了我的身上，我才知道，遭遇这样的结局，我没有任何办法，有劲不知道怎么使。
记者：那你想过要去“闹”吗？
邵洁：想过。但是，我不会那么去做，我认为自己还有一条路，就是打官司。我相信，法律会给我一个公道，给我父亲一个交待。
记者：其实，你可以选择调解，那样院方赔偿的钱款可能会多一点。
邵洁：这个道理我明白，但我不会选择调解。可能大多数医疗诉讼都是以调解结案，但我希望一个判决，一份公正的判决书。你可以不用赔我一分钱，但你必须承认你的错误，因为，你的确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