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的讲述者
百万庄大街24号，在北京是一个不大为人所知的院落，普通得似乎不能再普通。它似乎与闻达、喧嚣无缘，静谧、幽雅，独处繁华京城。但当你听到萧乾、叶君健、杨宪益、徐迟、丁聪、爱泼斯坦、沙博理……这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并了解了他们与这个院落的关系，肃然起敬是每一个人心中油然而生的情感。这里，中国外文局，它的前身，是中国新闻出版署国际新闻局。他们，一个群星璀璨，因为新中国言说而享誉世界的群体。
回祖国，奔北京
1949年，中国大地上的战火硝烟还没有褪尽，新中国如朝阳在世界的东方喷薄欲出。
这一年9月初的一天，活跃在香港的《中国文摘》英文杂志编辑部的张彦、车慕奇、沈野、康凌，作家萧乾一家从香港乘火车到达北平前门火车站。第二天，他们就急切地去了南河沿一个有回廊的四合院，新中国的国际新闻局就在那里。
和张彦、萧乾一样，怀抱一腔爱国热血的青年才俊们正从美国、英国、印尼、苏联……奔向自己的祖国。
张彦在几十年后的一段回忆，重现了最初的日子。“我们的第一任务就是筹备出版新中国第一本对外宣传刊物《人民中国》英文半月刊。没有想到，刚解放的北平城竟然找不到一家能够印外文杂志的工厂，只能求助于教会学校辅仁大学印外文教材的小小车间。机关里实行的是‘供给制’，谁都没有工资，生活水平很低，由公家供给小米和制服。吃饭都在公共食堂，分大中小灶三级不同待遇。大灶最差，只能啃窝头喝棒子面粥。只有中、小灶才能吃到肉荤。当时，编辑部里多数是满腔热情从海外归来报效祖国的留学生，生活都受到特殊优待，吃的多半是中灶或小灶。像我和车慕奇这样担负一定领导责任的党员干部，都只能吃大灶。住宿舍，也是分配给我们最差的房子，好的都优先留给非党同志。那时候，这一切似乎都是理所当然，从没人议论。大家一心都扑在办好杂志，让新中国在全世界树立好的形象。连夜间串门聊天，谈的还是工作，甚至惹怒了女主人下‘逐客令’。”
这也是萧乾几十年后仍念念不忘的“那些愉快的日子”。
“1949年7月，刚从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毕业的母亲得知上海解放的消息，和父亲怀抱着只有6个月的姐姐，毅然和其他一些爱国青年一道登上开往祖国的‘戈登将军’号轮船。由于当时祖国的海岸线已被美国军舰封锁，同船的进步学生纷纷拿出自己的钱物，父母也摘下了他们的结婚戒指，恳求船长设法将轮船在中国靠岸。历尽千辛万苦，父母最终回到祖国的怀抱。由于母亲沿途过度紧张劳累，致使奶水完全中断，可怜的姐姐从一个白胖娃娃变成了瘦弱多病的孩子，这令父母心疼不已。”“我永远记得母亲讲述参加开国大典的情景，他们的激动心情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母亲说，当时只任泪水纵情流淌，因为祖国母亲终于摆脱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和宰割，中华民族终于推到了三座大山，从此站起来了！新中国成立后，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封锁，我党急需向世界发出我国的声音，急需让世界各国人民了解、支持和同情中国。在美国学习新闻专业的父母很快加入到新中国的对外宣传工作中，他们充满理想和激情，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加班加点甚至通宵达旦。”段连城、王作民的女儿在他们离去后写下的这段文字，勾画了一代从事外宣工作知识分子的缩影。
段连城、王作民夫妇在外宣岗位上工作了一辈子。段连城是深受尊敬的老局长，在位时提出了“对外传播学”的概念。王作民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革命者，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的高才生。在编辑、翻译岗位上工作了一辈子。上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读者耳熟能详的《美国万花筒》这本书，是王作民66岁时接受邀请，只身赴美，收集大量第一手材料后写成的。为了此书，她一年中行程数万里，走遍美国南北东西，广泛接触美国社会。这本书后来由段连城翻译成英文出版，同样得到了外国读者的喜爱。
杨宪益和妻子戴乃迭，是踩着新中国建设的鼓点走进外文局《中国文学》编辑部的。1953年，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篇，这对在外文局被称为“中外合璧”的夫妇也开始了中国文学经典中译英的壮丽事业。关于杨先生夫妇的工作状态和所思所想，我们今天已经无从知晓，但我们看到了他们奉献给读者的心血之作：《离骚》，《儒林外史》，《宋元话本选》，《唐宋诗歌散文选》，《魏晋南北朝小说选》，《鲁迅选集》……上百万字的中国名篇、名著，因被他们译成英文而走出了国门，让世界的读者分享。他们的翻译速度，让同行感叹为“惊人”。上世纪70年代后期，杨宪益夫妇开始翻译《红楼梦》，“夫妇俩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杨先生在打字机上把中文译成英文初稿，取下交给夫人执笔修改，两人忙于工作、思考，没有过多闲谈。”杨宪益的妹妹回忆说。艰辛自不必说，此时，他们已年近古稀。但相信两位老人工作着是愉快的、美丽的，因为，他们为之辛劳、为之牵挂的祖国，正如他们所期望的，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
1978年到1980年，英文版《红楼梦》分三卷出版。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由中国人翻译成英文的《红楼梦》。
乔冠华、龚澎、王福时、康大川、罗良……他们从美国、英国、日本、印尼、苏联、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奔回来，外文局是他们为新中国服务的起点，他们中的段连城、王作民、车慕奇等很多人，为此奉献了毕生精力。“尽管大家一路磕磕碰碰，但从没有丧失信心，他们一生都在做这一件事。外文局是共和国外宣事业的一个缩影。”“60年来，我与人民共和国一起成长，同甘苦，共命运，无怨无悔。只要一息尚存，我愿为我所爱的祖国的每一步前进，贡献自己的一切。” 伴随着“一二·八”、“七·七卢沟桥事变”、“八·一三”一个个国难日长大的张彦，古稀之年在《青山在》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蓝眼睛，中国心
或金发碧眼，或肤色黝黑，他们的存在，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是外文局唯一拥有的独特风景线。
爱波斯坦，一个90年生命里程中在中国生活了82年的犹太后裔，在中国外文局工作了半个多世纪。
“在我生命的余晖里，有人也许会问：你对自己选择的生活道路是否后悔？
“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中，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和更有意义。中国人民占全人类的五分之一，在整个世界的命运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是爱泼斯坦的回答。
“就在这个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年，即1951年，我们回来了。我们作出了最后一个，也是最完善的选择：在中国居留。我们在中国经历了种种甘苦、种种考验、种种胜利。不像站在外面的‘观察家’，我们是从中国内部来观察国际风云的。由于我们熟悉这两个世界，我们的感受可能有助于使别人获得一种比较完整的看法。”爱泼斯坦的回忆录《见证中国》中这样写道。
爱泼斯坦是《中国建设》创业者之一。创刊之初，因为编辑部设在北京，印刷在上海，“爱泼斯坦和夫人邱茉莉常常是坐火车奔跑在京沪之间”。对新中国的外宣事业，他全身心投入。他参加了《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等重要著作的英文稿审定，是这方面的权威专家。他是《中国建设》的总编辑，在主编杂志之余，做了大量的编译工作，相继完成了《西藏的转变》、《从鸦片战争到解放》、《宋庆龄－－20世纪的伟大女性》等著作。为了写《西藏的转变》，他在30年间先后四次进藏，采访了七八百人，记了近百万字的笔记，研究了几十种有关西藏的著作。书出版后，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被视作一部研究西藏问题的重要著作。
莫里斯·西昂达是最早瞻仰中华“人文初祖”陵园的外国人之一。《北京周报》的张立方清楚地记得，那天，在下山的路上，西昂达对他说：“来拜谒中华民族始祖的陵园，我不仅很激动，而且还觉得长眠于此的远古巨人仿佛也是我自己的祖先。”1965年，西昂达来中国在《北京周报》法文版工作。在以后的两年里，他去了太原、西安、黄陵、延安、武汉、长沙、湘潭、韶山、广州等许多地方。每次回到编辑部，他都会写上一两篇热情洋溢的文章寄回法国发表，介绍中国的古老文化，赞扬新中国的发展进步。西昂达不仅喜欢中国古老的文化，而且也关心中国当代的进步。他特别称赞毛泽东，很喜欢《东方红》这首民歌。听到一个同住宾馆的英国人批评这首歌，他敲开这个英国人的房门告诉他：“在批评中国之前，你必须先读懂中国近100年来屈辱和苦难的历史，必须懂得中国人淳朴的民族感情。”年过半百的西昂达喜欢着中山装，穿圆口布鞋，吃中国饭，甚至打算找一个中国农村姑娘结束他已经十分漫长的独身生活。但没想到，“文革”开始后，他被误解，被看成“革命”的死敌，被驱逐。在出关离境的那一刻，西昂达做了最后的申诉：“我没有做过任何损害中国的事。我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我爱中国。”那是1968年。
1986年10月8日，接受北京周报社的邀请，西昂达重访中国，此时，他已年逾古稀。在机场，迎接他的张立方听到老人喃喃自语：“天啊！这不是在做梦吧?”
“我接受邀请仅仅是为了看看老朋友，看看北京，看看中国。在多少年前的那一刻，我的确有过受到侮辱的感觉，但冷静下来，我对自己说：‘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我只是在黄河咆哮时，不小心被风浪打湿了鞋。’……我特别敬佩邓小平先生，他以伟大政治家的风度和智慧给那场悲剧做出恰如其分的总结，并且以卓越的才智领导中国人民继续建设伟大的国家，取得了令世界震惊的成就。我请求我的中国朋友们不要再为我曾遭遇到的那点意外感到不安。我感谢你们给我机会让我重温我在这块土地上曾有过的幸福感，亲眼看看中国人如何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建设自己的国家。”西昂达取出特地从法国带来的梅多克红葡萄酒：“让我用它为伟大的中国，为伟大的中国人民干杯。”此情此景，让张立方至今记忆忧新。
三个星期后，西昂达离开了中国。离去时，老泪纵横。西昂达用自己的言行，又一次为中国言说。
60年，一个甲子。在外文局工作过的外国专家有数百人。他们中，有的，终身留在了这里，成为一个中国人；有的，人离去了，但始终关注着新中国的发展、变化，魂牵梦绕，心，始终与共和国一起脉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