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的讲述者
后来人，有路标
“在外文局待得越久，越是感觉这里就像一坛窖藏很久的美酒，稍一靠近，便醇香扑鼻。一种文化浸染多了，那种被熏陶的感觉会不经意间在心里荡漾。”
“我们是站在前辈的肩上走向世界的。”
外文局的后来人这样说。
《青山在》，一本由外文局几位离退休老同志自筹经费印刷的刊物，封面朴素，著名漫画家黄苗子题名，只出版了12期，里面是近300位作者的回忆文章。读过它的年轻人申宏磊，如今已经人过中年。读后她说，这些文章的作者，大多是经历了坎坷岁月的老同志，但他们记忆中最珍贵的，不是对曾经苦难的憎恨，也不是睚眦必报的循环，那是对事业的忠贞，对人间真情的执著。这书“放在那里真‘如横卧的青山，将夕阳拉长’”。她说，读着里面的故事，“如果隔着岁月的长河可以与这些前辈会心一笑，那我会说，站在你们身后，无比荣耀”。“我们面前有这样的路标，就不会担心自己变老。”
《青山在》留给后来人的，是足迹的从容坚定，是理想的熠熠光辉。
路标下，年轻人继往开来。
病床前，堆着电脑、打印机，还有各种书刊资料。那本被翻看得边页发黑、几乎快要散架的厚厚的英文词典，也“跟进”了病房。被病魔折磨得清癯消瘦的他，依然埋头其中，写作、思考……
这是在外宣岗位上工作了25年的黎海波，离开时，留在他的同事们心中永远的剪影。
1982年，黎海波从人大新闻系毕业，进了外文局北京周报社。初来乍到，他就给自己立下了一个奋斗目标：三年之内要学做一个“双枪手”－－既能用中文也能用英文写报道的记者。
从脚下起步，达到目标的距离是遥远的，因为，那时的中国，刚刚打开闭锁的国门。黎海波为自己找到了一支世上最具实力的导师团队，那里有林语堂、胡适、鲁迅、钱锺书、费正清、白修德、怀特、拉·贝克……“为师者免费施教，随叫随到。求学者无学制学位之虞，无作业论文之累。我们之间，既无合同的约束，也无经济利益的烦恼。有的只是学术感应、知识传授、思想交流。好不快哉，妙哉。”黎海波这样调侃自己的学习状态。
14年后，黎海波在《北京周报》开设了时事评论专栏“说东道西”，借助这个栏目，他游刃有余地应对着国际舆论话题，同世界强势媒体的评论“过招”。1996年底，《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盯住金丝雀》的评论，对中国是否信守“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等原则含蓄地表示了怀疑。1998年第一期《北京周报》上，黎海波以香港回归半年后的实践，写出了评论《自在的金丝雀》，用事实给《纽约时报》一个有力的回答。“我一直觉得我们在做非常困难的工作――用人家的语言，写一些难以影响人家舆论的文章。在国际舞台上，在西方舆论界，我们的声音依然很弱。”“然而，这声音并不是可有可无，因为中国并非可有可无。我们之所以能指点江山、说东道西，不是因为我们这些所谓笔杆子有什么了不起，而是因为中国了不起。中国使我们有底气，有笔功。”
采访时，外文局常务副局长郭晓勇说到了黎海波留下的一封信。那封信上写道：“我一来《今日中国》杂志社就喜欢门前的那两颗银杏树，所以准备成为银杏树的一部分，天天和你们在一起。将来我们社还有可能搬家，搬到哪里都不能少了大树，大树是人类的朋友，我也是，以大树的形式做人类之友……”黎海波留下了对事业的一往情深，他唯一的遗憾，是已经列出题目的《外宣要敢于触及敏感问题》的论文没有句号。
“在九年任职期间，为国际译联做出了重要贡献：成功组织了一届非常成功的世界翻译大会-2008年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并代表国际译联积极推动亚洲翻译事业的发展。虽然他的国际译联亚洲中心之梦尚未实现，但他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为这个目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在国际译联理事会和执委会会议上听别人讲得多，发言较少，但一旦发言，就有积极的作用。他为国际译联带来了一种新的文化视角，这对于国际译联这样一个强调文化多元化的国际组织非常重要。”国际译联主席玛丽昂·伯尔思今年8月1日在旧金山开幕的第19届世界翻译大会上做出的这一评价，是给刚刚从他手上接过国际译联最高荣誉奖章－－金色奖章的一个中国人的。这个人刚刚卸任国际译联理事及副主席，他叫黄友义，现在是外文局副局长、总编辑。
黄友义大学毕业就进了外文局，一干就是一辈子。这一点，和许多外宣战线的前辈一样，不同的是，作为新中国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他们驰骋的舞台更加宽阔，视野更加高远。翻看外文局的资料，寻找关于黄友义的内容，我竟有了与伯尔思某种意义上相同的感觉，黄友义讲自己很少，一旦发言，讲的全是他人与工作。他说，文字外宣品的制作是一项系统工程，书名应是画龙点睛，而不是设置陷阱，翻译是外文书成败的关键，请外国人修改中国人的译文等几个关键程序不能少……他特别提醒要追求最佳的中西合璧的效果，避免西式裤上套马褂的倾向。几十年的求索实践之后，黄友义道来的真知灼见，掷地有声。 一件摄影背心，两个沉重的摄影包，左手习惯地托着挎在胸前的那台老尼康，不时环顾周围寻找着拍摄的角度……这是父亲！和这些一起留在王昱儿时记忆中的还有许多：
－－父亲抱他最多的地方是火车站的月台。那是每次父亲出差，妈妈带着小王昱送他的地方。也只有在这个地方，父亲会放下肩上的摄影包，抱起眼含泪水的儿子说：“爸爸要去工作，很重要，回来再陪你。”父亲这句永恒不变的话出现的频率要远远多于他在家的天数。“什么工作这么重要，夺走了父亲陪我的时间？”这是小王昱脑海中挥之不去的疑问。
－－父亲的单位里有很多像父亲一样整天忙碌的叔叔阿姨，还有很多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也和他们一起忙碌。
……
上大学，王昱选择的不是父亲所期望的新闻专业，而是与之风马牛不相及的应用物理。工作后，他一直从事计算机工作，但每天下班后，多了一个习惯：和父亲聊他的工作。在聆听中，王昱感受着、关注着父亲的工作，更深地了解了父亲的工作对树立国家形象、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所起的重大作用，是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渐渐理解了父亲和他的同事们夜以继日、年复一年辛勤工作的意义所在。
如今，在为讲述一个真实、开放、发展的中国而忙碌奉献的队伍中，有了一个新兵，他的名字：王昱。
黎海波、黄友义、王昱……在一代又一代外文人身上，我们分明看到一种精神的延续，一份责任的担当，一项事业的延伸。
为新中国的言说仍在展开，言说者永远年轻。
